笔筒最早出现年代考据——文献史料考、墓葬出土考、馆藏文物考
赏新阅木|刘传俊/文、图2017-07-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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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筒最早出现于何时,目前学术界众说不一,尚无定论。文房收藏家刘传俊先生经过大量史料研究和实物考证,得出自己的结论,著书立说,并撰写论文,首发于本刊,以飨读者。
笔筒是文房诸器中最普及的贮笔收纳之器。晚明清初,朱彝尊在《笔筒铭》中称“笔之在案,或侧或颇,犹人之无仪,筒以束之,如客得家,闲彼放心,归于无邪”,将笔筒视为笔之家,放心无邪之处。关于笔筒最早出现年代,目前学术界意见不一。
笔筒是文房诸器中最普及的贮笔收纳之器。晚明清初,朱彝尊在《笔筒铭》中称“笔之在案,或侧或颇,犹人之无仪,筒以束之,如客得家,闲彼放心,归于无邪”,将笔筒视为笔之家,放心无邪之处。关于笔筒最早出现年代,目前学术界意见不一。
文献史料考
被大家引用最多的有关笔筒的文献记载如下。
[三国·吴]陆玑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·螟蛉有子》(见图1) :“取桑虫负之于木空中,或书简笔筒中,七日而化。”
图1_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
[宋]无名氏《致虚杂俎》:“羲之有巧石笔架,名‘扈’(音同户)。献之有斑竹笔筒,名‘裘钟’皆世无其匹。”
[明]文震亨(1585—1645)《长物志》(见图2):“(笔筒)湘竹、棕榈者佳,毛竹以古铜镶者为雅,紫檀、乌木、花梨亦间可用,忌八棱花式。陶者有自古白定竹节者,最贵,然最难得大者,青冬磁细花及宣窑者,俱可用。又有鼓样,中有孔插笔及墨,虽旧物,亦不雅观。”其中提到了“鼓样”笔筒,插笔及墨。笔者觉得此为笔插儿或笔架一类,下文会有介绍。
图2_《长物志》作者明代文人文震亨
[清]曹雪芹(约1715—约1763)《红楼梦》第四十回:“案上堆着各种名人法帖,并数十方宝砚,各色笔筒、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。”沈复《浮生六记·坎坷记愁》:“因是於行囊之外,转得吾父所遗图书、砚台、笔筒数件。”
从文献记载似乎可以看出笔筒最早出现年代,不晚于宋或三国。
那么古籍善本插图版画、古代壁画、汉画像石、砖、古画中有无宋或更早的笔筒的资料呢?笔者购买并查阅了《中国绘画全集1:战国—唐》、《宋画全集》、《元画全集》、《中国画像石棺全集》、《中国画像砖全集》、《中国古代戏剧版画集》等,暂时均未发现宋之前笔筒之踪。
有意思的是,由王圻及其儿子王思义,成书于明万历年间的《三才图会》(又名《三才图说》)“器用”部分中,找不到笔筒的注解图说,只见笔架注解。而在“人事”章节的《卷索句图》中,高士盘坐,对面的翘头几上,有一只形制与现在使用笔筒类似的笔筒(见图3)。不知是作者当时遗漏了笔筒的图说,还是父亲著书时笔筒尚未大规模流行,到儿子王思义时期已流行?不得其解。这也算是他们父子留给后人的一个有趣的猜想吧。万历时期汤显祖《牡丹亭》、崇祯版《金瓶梅》、崇祯版《瑞世良英》等版画插图中均能见到束笔之笔筒(见图4)。据此可推断束笔之笔筒自晚明逐渐流行起来。
图3_明万历年间的《三才图会-器用》(又名《三才图说》)
图4_崇祯版《瑞世良英》中笔筒图
墓葬出土考
墓葬出土考
出土墓葬文物实例是说明问题的最好依据。先来了解一下出土的笔筒实物情况。上海宝山明万历朱守城夫妇合葬墓,出土有紫檀笔筒,其筒上宽下稍窄,与筒底分制,底承三足,上口起宽皮条线。通体光素,造型高挑优雅,是一件很有代表性的晚明硬木笔筒。这是最接近于朱彝尊《笔筒铭》中“筒以束之,如客得家”这一描述的笔筒。
建国后出土有战国(楚、秦)、两汉(西汉、东汉)、西晋(前梁)另一种单管“笔筒儿”,此种笔筒儿方便携带,适于雅集、笔会、外出之用,而非明中晚期至今置于案头“束笔如家”的笔筒。请注意我用的是“笔筒儿”而不是笔筒。中国的语言文字甚是好玩儿,只是多了一个儿话音,意思就不太一样了。这种笔筒儿称之为“笔套”或“笔管儿”更为贴切。如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、1954年湖南长沙市南郊左家公山楚墓、1986年湖北荆门县包山二号楚墓、1986年甘肃天水市放马滩一号秦墓,均出土竹、苇,或木质毛笔及笔筒儿(笔套)。1993年江苏连云港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汉墓,出土了一粗一细两只毛笔,装在同一只双管黑漆笔筒儿中,是目前发现最早的“对笔”和双管笔筒儿。1985年在甘肃武威旱滩坡前梁(317—376)墓,出土了一只带有墨迹的松木笔杆毛笔及笔筒儿。(以上资料摘自王学雷《古笔考》一书)(见图5)这些出土的高古时期的笔筒儿(笔管儿、笔套儿),与明清流行使用的笔筒相比,虽同为笔之收纳之器,但用法、形制迥然。明清之制笔筒更像“桶”。
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孙机老师在《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》(见图6)一书的“文具”部分中,把这种笔筒儿(笔套),称之为“笔套筒”,他指出,“这种笔套筒即江陵张家山汉墓遗册所称‘笔有一管’之管。《荀子·赋篇·箴》:‘管以为母。’管指针管。盛针的筒名管,盛笔的套管西汉时亦名管;东汉后期始称笔杆为管。”我们现在有些朋友,还是喜欢将笔的量词称为管,如一管笔、几管笔。孙机老师另外一本著作《中国古代物质文化》的“文具、印刷、乐器”一章中称:“搁笔用笔架,贮笔则用笔筒,笔筒的前身是书筒、诗筒等物,唐人已用竹筒储存文字资料。唐·钱起因为受赠青竹筒而写的诗中有云:‘楚竹青玉润,从来湘水阴。缄书取直节,君子知虚心。’是说用竹筒盛书卷。元代始以竹筒贮笔。创造出了笔筒。”孙机老师认为元代以后才出现了笔筒。
文物出版社1998年出版,北京故宫博物院冯先铭主编的《中国古陶瓷图典·器形·笔筒》一书中阐述:“笔筒,文房用具,插放毛笔之用,始见于宋,流行于清,器型似筒状。宋代笔筒口径较小,传世不多。”而北京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《中国文房四宝全集4·文房清供》里,张榮的《错综群艺,千古芳华——文房清供概述》一文中论述“笔筒之始作应在东晋时期”,该书中还收录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东晋青釉笔筒。遗憾的是两书中均未就其阐述的笔筒产生年代,提出进一步的论据。或许相隔10年研究人员已找到了确凿的证据,证明青釉笔筒为东晋时期。期待有更详实的资料公布。
图5_《古笔考》(王学雷著)
6_《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》《中国古代物质文化》(孙机著)
6_《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》《中国古代物质文化》(孙机著)
扬之水老师在《宋墓出土文房器用与两宋士风》一文中指出:“至于插笔之用的笔筒,也不见于两宋,它大约自明代方始蔚成风气,与竹刻的发达密切相关,兴盛之后便有了各种质地的作品。”
马未都先生在《马未都说收藏·明清笔筒》一书中说:“比起其他文具,笔筒简单而实用,可是在明朝中叶之前,文房用具中却没有笔筒。”“就目前已知的实物论,笔筒的产生不会早于明代的嘉靖朝。”马先生的观点与扬之水老师观点一致。
李庆新《明代海外贸易制度》一书中的“明后期开海贸易与制度调适”章节记载:万历十七年,提督福建巡抚都御史周寀批准《陆饷货物抽税则例》,征税商品103种113项;其中万历十三年进口商品中有“正青花笔筒”,税银每个四厘,“青玻璃笔筒”税银每个四厘五毫。这是目前能找到的最早记载笔筒的、较权威的资料。
馆藏文物考
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青釉笔筒(见《中国文房四宝全集4·文房清供》)标注为东晋(见图7),但未注明传世或出土,以及断代理由。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藏一只,将其标注为宋官窑粉青瓷的笔筒,因提有乾隆御题诗,诗中乾隆爷认定为宋代,故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判定为宋代(见台湾同朋社出版的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《文房聚英》)。因断代争议较大,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方面也觉得定宋没底气,在1989年的《宋官窑特展》上,此笔筒的参展标注为“依风格看可能是清朝之物”。(见图8)
图7_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青釉笔筒(见《中国文房四宝全集4-文房清供》)标注为东晋
图8_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藏,标注为宋代官窑粉青瓷的笔筒
图8_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藏,标注为宋代官窑粉青瓷的笔筒
南京博物院藏,被鉴定为明正德年间的朱松邻制高浮雕松鹤纹笔筒(见图9),阴刻铭文为:“余至武陵,客于丁氏三清轩,识竹溪兄,笃于气谊之君子也。岁之十月,为尊普熙伯先生秩寿。作此奉祝。辛未七月朔日,松邻朱鹤。”马未都先生在《马未都说收藏·明清笔筒》一书中对此笔筒断代提出了异议,指出:“此笔筒作于1571年,为隆庆5年。此为已知最早的带纪年款的笔筒。”马先生认为,朱松林的孙子朱三松留有铭“崇祯庚辰三松制”的竹刻笔筒(见《竹刻胜语》),若朱松林为明正德年间人士,那么祖孙三代跨度大致是130年,这不太合常理。另外上海博物馆馆藏有一件竹雕“归去来兮辞”、铭“万历乙亥中秋,小松朱缨製”款识的笔筒,也是一件难得的、带有纪年款的明代笔筒。
图9_南京博物院藏,被鉴定为明正德年间朱松邻制高浮雕松鹤纹笔筒
另外一件藏于安徽省博物馆,标注为宋代的象牙烫刻《蹴鞠图》笔筒(见图10),孙机老师及马未都先生均判定为晚明。日本根津美术馆藏有一只类似的,象牙烫刻山水人物图笔筒(见图11),根津美术馆标注为明代。
图10_安徽省博物馆藏,标注为宋代的象牙烫刻《蹴鞠图》笔筒
图11_日本根津美术馆藏,标注为明代的象牙烫刻山水人物图笔筒
图11_日本根津美术馆藏,标注为明代的象牙烫刻山水人物图笔筒
介绍了古今文献中的、古墓出土的,以及馆藏带纪年款的,无纪年款标注年代较早、断代争议较大的几件馆藏笔筒。余不妄为评判前辈专家、学者、藏家对笔筒出现年代的论断。只是把资料尽量收集罗列于此。供大家参考。也许今后的某一天,还会出土或发现传世年代更加久远的笔筒实物呢。
期待中……
(经作者同意,文章标题与内容经过本刊删选编辑)
刘传俊
笔名,丛林,北京“可园”主人。古代文房收藏家与研究学者,经营明清家具近20年,曾在《中国红木古典家具》等杂志上发表多篇专业收藏文章。关于文房的新书将付梓出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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