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未都谈明清笔筒——笔筒的产生、笔筒的形制、笔筒的发展

赏新阅木|马未都/文2017-07-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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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笔筒在古代文具中出现得最晚,大致到了明朝晚期,文人的案头才设置笔筒。这与一般人的想象有些出入。笔筒造型简单,一般口底相若,呈筒形,少有大的变化。比起其他文具,笔筒简单而实用,可在明朝中叶之前,文房用具中却没有笔筒。  
  笔筒的前辈大致有笔架、笔床、笔格几种。笔架何样?宋朝鲁应龙在《闲窗括异志》中有准确描述:“远峰列如笔架”。这使人对宋人案头常置石头有了功能上的了解。宋元明清大量传世的笔架山,应该就是置放毛笔的一种文具。床为卧具,显然笔置于笔床定为平放。明人文震亨在《长物志》笔床条中称:“笔床之制,世不多见,有古鎏金者,长六七寸,高寸二分,阔二寸余,上可卧笔四矢。”具体而形象。笔格其名古涩,据《长物志》描述,笔格为石、玉、铜、瓷、木等材料所制,式样不外乎山形,或各类演变成有起伏者均被视为笔格,与笔架式样及功能大同小异,可视为别名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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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笔格为石、玉、铜、瓷、木等材料所制,式样不外乎山形,或各类演变成有起伏者均被视为笔格,与笔架式样及功能大同小异,可视为别名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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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笔床之制,世不多见,有古鎏金者,长六七寸,高寸二分,阔二寸余,上可卧笔四矢

笔筒的产生
  以目前已知的实物论,笔筒的产生不会早于明代嘉靖朝。明晚期人屠隆在《文具雅编》中仅提了一句笔筒:“湘竹为之,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座为雅,余不入品。”  
  文震亨《长物志》明确指出了笔筒的古制:“鼓样,中有孔插笔及墨者,虽旧物,亦不雅观。”文震亨在万历年间已将此类笔筒视为旧物,可见其生命力之弱。这类一方三圆(个别也有四圆)孔的鼓形文具,很长时间名称混淆,功能说法不一。据此,我们可以知道,这就是笔筒之祖,与后来大量生产的笔筒大相径庭。  
 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,这类古制笔筒,都出自明嘉靖万历时期,上推正德,下接天启,尚未发现有形制相同者,由此我们基本可以推断笔筒的大量生产从明朝晚期始,这与存世文物也相吻合。  
  《长物志》中笔筒条称:“陶者有古白定竹节者最贵,然难得大者。青冬磁细花及宣窑者,俱可用。”这次文先生弄错了,宋定窑绝无笔筒,如确有竹节式样的筒形瓷器,也不会是笔筒。因当时还没有笔筒。这在大量的宋画中可以印证,从未发现案头有笔筒陈设。文震亨不是文物专家,错误在所难免。景德镇近年出土了十数万件御窑瓷器,明中期之前未见笔筒。  
  需要指出的是,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于1989年在台湾举办了《宋官窑特展》,并出版了展览图册,其中第62号展品《官窑粉青笔筒》,年代定为北宋。此笔筒紫口铁足,釉面莹润,美丽无比。底足修胎规矩,施酱釉。底部錾有清乾隆皇帝御题七言诗一首:“瓶碗官窑亦恒见,笔筒一握见殊常。宣和书画曾经伴,南渡兵戈幸未亡。火气全消文气蔚,今人如挹古人芳。不安铜胆插花卉,拈笔吟当字字香。”此诗作于乾隆癸卯年,即1783年。这一年乾隆皇帝73岁,他心血来潮作的这首充满打油味道的诗,把这只笔筒定了性,即此笔筒曾为宋徽宗所用,当为北宋之物。其实,这只笔筒最早也不会早于雍正一朝。图册前言中也称:“展品62号笔筒,……依风格来看可能是清朝之物。”如果作者知道宋朝根本没有笔筒,就完全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。
6-1官窑粉青笔筒高9.8cm  深8.6cm  口7.7cm  足7.3cm_副本_副本
▼官窑粉青笔筒(高9.8cm 深8.6cm 口7.7cm 足7.3cm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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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窑粉青笔筒  底
 
笔筒的发展
  以文献记载,笔筒应该是竹木制在前,瓷制在后。朱松邻生活于嘉万时期(编注:嘉靖、隆庆、万历时期,1522—1620),为嘉定派竹刻始祖,所存真迹罕见,但他对后世影响极大。南京博物院所藏高浮雕竹刻笔筒,老松仙鹤虬劲古拙,定为朱氏仅存真迹。此笔筒作于1571年,为隆庆5年。此为已知最早的带有纪年的笔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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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长物志》也称:“(笔筒)湘竹、棕榈者佳,毛竹以古铜镶者为雅,紫檀、乌木、花梨亦间可用。”花梨即黄花梨木,明式家具常用之良材。由此可知,明末竹木笔筒大兴,品种极多。从工艺要求上看,也比瓷制少有限制,任何人均可以因地因材制宜,获取实惠。所以,竹制笔筒各流派争雄斗艳,木制笔筒式样层出不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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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明末,由于政权不稳,文人厌恶政治,逃避现实,大兴奢侈靡烂之风,一味追求生活中的美器。笔筒作为案头文具中最具装饰性的代表,异军突起。文人雅士,无不以获取美器为荣。据《广志绎》载:“如斋头清玩、几案床榻,近皆以紫檀、花梨为尚……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,海内僻远皆效尤之,此亦嘉、隆、万三朝为盛。至于寸竹片石,摩弄成物,动辄千文百缗。”这一时期,文人自制成癖,工匠穷极工巧,许多精美绝伦的笔筒,“几成妖物”,令今人叹为观止。
  传世笔筒中,竹木牙等材料制成的笔筒明末很多,可以认定万历年间的亦不在少数,然瓷制笔筒万历年间的几乎不见,唯崇祯一朝大量出现,且精美无比。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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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丁观鹏的《是一是二图》中,乾隆皇帝的书斋充满文人雅气,纵然贵为天子,他对儒雅生活的追求、对文玩雅器的热爱,与布衣书生并无二致。
 
  竹木牙一类笔筒,大都出自文人的喜爱,取之自然。文人亲自操刀的亦不在少数。留下姓名的名家有许多,“朱氏三杰”、濮仲谦、张希黄,代表着明朝竹雕的三大风格。  
  而瓷制笔筒,没有留下工匠之名,书写制做年款的却不少见。这似乎与竹制笔筒署款之风有着某种联系。明代瓷制笔筒,目前仅见青花,绘制技法一反万历草率之风,工细之极,不让画家,足见文人对笔筒之重视。  
  入清以后,笔筒材质更加丰富,瓷制品种骤增,应有尽有,至康熙时期达到了高潮,雍正乾隆时期风格变幻多样,仿生品种迭出,粉彩美轮美奂。  
  康熙一朝,社会走向安定,明末清初祈求色彩题材减少,追求平和安逸的作品增多。康熙青花笔筒,以人物故事、花鸟山水见长,为雍乾之后力所不及。  
  彩瓷艳丽,各类彩瓷利用其优势,粉彩柔和,五彩热烈,斗彩华贵,墨彩雅致,矾红彩描金富丽……制成笔筒,美不胜收。  
  颜色釉进入康熙朝,无论高温釉低温釉,发挥得淋漓尽致,高温釉之亮丽热烈,低温釉之柔和文雅,其表现力前所未有。两种颜色以上的复色釉,也大胆创新,仿木、仿石,顺其纹理自然,色彩变幻。  
  其他竹木牙漆,水晶端石铜玉等材料统统被工匠所利用,竹制为最大家族,流派名家辈出;木雅随竹刻家走远;漆制也随心所欲;至于硬质材料,玉石、金属等,在工匠手下随意设计,化坚硬为柔软,至今看来仍属鬼斧神工之技。  
  中国文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注重个人品味,追求生存格调。这种格调与品味的追求,即使反映在笔筒这么简单的文具上仍然千姿百态。一个小小的笔筒,置于案头,帮助文人叙说他的审美心境,同时,也向后人展示了他们的非凡才华。(自马未都著《明清笔筒》)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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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未都
  1955年3月22日生于北京,祖籍山东荣成,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,收藏专家,观复博物馆的创办人及现任馆长,央视《百家讲坛》主讲人,国务院新闻办《中国网》专栏作家、专家。著有小说《今夜月儿圆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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