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家驹：红木国标为何不能改？_老瀛说木_说木

杨家驹：红木国标为何不能改？

老瀛说木|赵夫瀛2026-05-1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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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续做了三期关于红木国标的视频。巧得很，无意中翻我们的2007年的杂志，一下子就翻到了这篇文章，而且还是我写的。标题是《杨家驹为什么执意坚持红木国标不能改？》。这是发表在2007年12月份出版的《中国红木古典家具》杂志上。我又读了一下我的这篇文章，觉得有一些东西可以谈一谈，作为对前三期我说红木国标的补充，会给大家一些新的认识。这里我就不读全文了，只是说几个要点。

第1个呢，是我说2007年9月的一天，我遇见了杨家驹先生，说到7月份在西安召开的中国红木古典家具理事会年会，参会人一致的呼声，是希望国标能够修改。当时，杨先生态度非常鲜明的说，以下是杨家驹先生的原话，他说：“国标不能修改。我知道许多人提出修改国标，是要把国标增加一些树种进去，可我不赞同。如果这样去做，红木文化就没了。”因为当时很忙，没有跟杨老深谈。

不久后，大概是一个月以后，也就是2007年的10月份，我们去广西凭祥参加一个活动，杨家驹先生跟我同行，并且住在同一个宾馆。晚饭后时间比较充裕，就听杨老先生详细阐述了他的观点。杨先生是这么说的，下面还是文章的原话：国标实际上是记录一段历史。国标中确定的33种用材，并不就代表所有传统家具的用材，也并不能说明制作传统家具，只有这33种材料好，别的材料都不如这33种材料，不是这样的。这33种材料主要是指传统用材，也就是明清以来，人们用来制作高档传统家具时，所主要使用的材料。也就是说，国标在选定材料时，主要考虑的是明清时期的宫廷家具用材，并不是要把传统家具的用材也考虑进去。虽然也有所参照，但它不是重点。或者说从根本上就没打算考虑现代用材，从当时起草国标时，对材料的选择上就遵循了这个思路。那时主要是研究北京故宫中家具的用材，即故宫中的家具主要使用的是什么材料，再推及到明清时代的民间家具用材，是从历史的角度确定了国标中的33种材料。也可以这样理解，即国标中所说的33种材料，基本上是明清以来制作高档传统家具所常用的，它也是明清以来中国宫廷家具和民间高档硬木家具的主要用材，给这些传统用材一个概括性的名字就叫红木。所以，用这些材料所制作的家具，就叫“红木家具”。

当时，我也问到了关于卢氏黑黄檀，就是俗称的大叶紫檀的问题。这种材料是1997年以后才进入我国的，国标是2000年出台的。国标却把它收入进来了，成为了33种木材之一，列为黑酸枝类，这又怎么解释呢？杨先生说，下面还是文章中的原话，杨先生说，从他的本意来讲，是不想把卢氏黑黄檀写入国标的，但当时这个材料在业内很有影响力，一度被认为是紫檀，围绕着这个材料也有很多的争议，有着很多的“故事”。为此，有一些人特别建议把它写进去，于是卢氏黑黄檀进入了国标，但这只是个特例，除去它，其他32种基本上都是传统用材了。所谓的传统用材，可以解释成自明清以来宫廷中和民间在当时制作家具时，能找得到的且又受人们喜欢和乐意使用的材料。

下面还是文章中的原话：说到红木文化问题，可以这样理解：中国的传统家具之所以备受关注和瞩目。古今延续并不断发展，是因为它包含了太多的文化色彩，承载了太多的中国传统文化。明清家具之所以大受推崇，原因也正在于此。而这些文化是一个外化，承载它的实际上是这些木材，文化是依附在木材上的，木材衍化出了文化。所以红木文化是与这些传统木材息息相关。这里所说的“红木文化”，也可以理解为明清家具文化。红木家具用材实际上是明清家具用材，说明清家具用材，当然不应该把现代用材也扯进去，如果把现代用材也扯进去，那么红木文化就没了，这才是杨先生的本意。

以下还是文章原文：原来如此，杨先生这样理解问题的，而我们的思路与杨先生的不一样，就拿我来说，本人历来是这样理解问题的：《红木》国标中所列举的33种木材，是最适宜制作中国传统家具的用材，是从所有商品材中精选出来的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人们又发现了一些同样适宜制作传统家具，且材质上又很不错，甚至完全可以超过33种材料之中的某一些树种。既然如此，国标就应该把它们收录进去，从这个角度出发，国标应该修订。应该说，本人的视点是一个发展的试点、市场的试点，而杨先生的视点是一个静止的试点，是从历史角度出发的一个文化视点。二者的出发点不同，当然有些事是想不到一起的。这使我想到了呼吁修改国标的人，他们中许多人是与笔者持同一视点的。所以与杨先生的观点往往大相径庭。如果找出了分歧的根源，问题就好解决了，关键是让国标去记录历史，还是要让它去指导、规范现实的市场问题。